柏拉图的《会饮》

2017-04-26 15:34 notes

阅读文献:
柏拉图的《会饮》(古希腊)柏拉图著;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8
(经典与解释)丛书

1.概述

《会饮》(英文Symposium ,古希腊文:Συμπόσιον)是柏拉图非常重要的文献。其重要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会饮》是柏拉图为数不多不以人物命名,而是以对话发生的场景命名的对话。它的内容不是对对话者实际发生的对话的直接记述,而是经过三道转述而成。《会饮》具有非常强烈的戏剧特色。而更让人重视的是,《会饮》探讨的是今人(恐怕是古人也相当关注)的“爱欲”的问题。

今天的人依然对何为“爱”、何为“爱欲”、什么值得爱等问题表现出十分的热忱。如许多同性恋支持者所声称的,《会饮》表达了古希腊人对“同性恋”的支持。我之所以要将同性恋加上引号,是提醒自己,古希腊人的没有我们今天的“同性恋”的概念。按照米歇尔•福柯在《性经验史》中的说法,在古希腊人那里,重要的是性爱的“方向”而不是性爱的“对象”,是性爱动作本身定义了性爱,而不是性爱指向的对象定义了性爱。比如,古希腊人更关注一个人是“被插入者”还是“插入者”,而不管一个人性的倾向是男性或者女性。今天人们的“同性恋”的观念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人类构建的产物。

今天人们经常在鸡汤文里提起的“柏拉图式恋爱(性爱,爱情)”,其文本根源也在《会饮》。柏拉图在讨论“爱”(姑且宽泛地这么说)的文本主要有两个,另外一个是《斐多》。《斐多》的讨论我们今后再展开。正是因为《会饮》讨论主题的“永恒性”,其研究热度如今似乎有超过《理想国》的趋势。爱与政治(或曰正义)是一对古代人非常重视的问题。在今天的人看来,政治应该由“科学”来研究,爱是文学的强项。但在古希腊,这种划分是不存在的。今人在科学与文学的划分有点类似于古希腊世界中一直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争论。关于这一点在后文也会加以讨论。

关于《会饮》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其篇名的由来看出。《会饮》大约写于公元前370年,现存最早的文本是公元二世纪的抄件——仅有后本部分;最早的完整文本都是中世纪的,有近四十多部,其中年代最早的是895年的Clarkianus抄件。这些抄件有少量的边注。Συμπόσιον又译“宴饮”,译作“会饮”,则“会”碰巧与原文的前缀sym-相合,颇能传神。“会饮”这个标题最早见于Cornelius Nepos,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名称则是另外一个名字(此处请求希腊文,请参见原书p1)。

《会饮》有一个副标题——或关于情爱【或论向善】。因为现代西文出版的柏拉图著作篇名后都有一个副标题,用意在于表明文章主题。虽非柏拉图本人所加,而是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法家、数学家、星相学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在编修整理柏拉图作品时所加,但毕竟有一些提示意义。《会饮》的主题明显是爱欲,但却被冠以“论向善”的副标题,提醒我们《会饮》主题的复杂性和重大意义。在柏拉图看来,最高的智慧是对至善的知识,而政治有两点基本的意味:一是统治的秩序,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离不开关于善的知识。

《会饮》可以是一位哲学史家研究一生的文本,在我的这个关于《会饮》的阅读札记中,不可能有什么深度和广度。我的札记将是十分碎片化的,但会对重要主题保持足够的关注。除了刘小枫先生的这本《柏拉图的<会饮>》的译本,我正在阅读的还有施特劳斯的《论柏拉图的<会饮>》,将来会对这后一本书做一个札记。《柏拉图的<会饮>》不仅包括正本,还包括了是特拉斯的弟子布鲁姆写的《会饮》绎读——《爱的阶梯》,我也将一并讨论。

2. 柏拉图《会饮》正本札记

2.1 三道转述

《会饮》并不是对对话的直接记述,这一点只要实际阅读一下本文就知道了。格劳孔等人在路上碰到了阿波罗多洛斯,于是想问他关于发生在不久前的一次会饮的事情,当时苏格拉底和阿尔喀比亚德都在。格劳孔说他之前听菲尼克斯说过,就在最近,但后者讲的不清楚。阿波罗多洛斯说,难怪格劳孔说菲尼克斯说的不清楚,因为这次会饮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他可以讲给格劳孔说,但他自己也是从阿里斯拖得托莫斯那里听到的,当时他自己并不在场,因为他才跟随苏格拉底三年,而阿里斯拖得莫斯当时在场。他从阿里斯拖得莫斯那里听说了当晚的一些谈话,并就一些细节向苏格拉底求证过,苏格拉底对他证实阿里斯拖得莫斯讲的没错。

这里的格劳孔很可能是柏拉图的长兄,也是《理想国》中的主要对话角色之一,并出现在《巴门尼德》篇的开场对话中。据说这个格劳孔也写过哲学对话,但并未流传下来。柏拉图对话中有三个格劳孔,第二个是卡尔米德(Charmides)的父亲老格劳孔,第三个是在《伊翁》(Iron)篇中出现的荷马解经家。

2.2 吹箫女

记得以前钱同学在朋友圈晒过读《会饮》的照片,就是关于《会饮》中的吹箫女。吹箫这个词在如今太邪恶了,何况是吹箫女。但出现在充满情欲色彩浓厚的《会饮》中也并不为过。我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知识予以记录。要知道,古希腊的“会饮”是一种风尚,上流社会经常会举办这样的聚会,可能有点类似于西周礼法禁止“群饮”中的那种聚会。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希腊十分“开放”。古希腊人重视两种教育:一种是Gymnastikē(体育),一种是Mousikē(心灵教育),其实就是文学和哲学教育。(翻译泰斗杨绛曾将在她的《斐多》的中译本中,将Mousikē翻译成music音乐教育,弄出了很大笑话。古希腊人赤裸着在体育馆中锻炼身体时,难免会发生些激动的事情。《会饮》中讨论的雅典经典现象“男童恋”——年长男子对少男的情爱——便应该是从体育锻炼开始的。男人和少男赤裸相见,前者教后者如何健身,同时展示自己知识和德性,而少男年轻的身体也不自觉地对年长的男子充满了诱惑。当时的“会饮”,享受酒精和食物以及言谈的快乐的人是成年男人,女性和孩子则是服务者。会饮中不仅喝酒,也会发生一些在今人看来十分露骨的场景。在色诺芬的《会饮》最后,扮演酒神的少男和扮演爱神的少女眼神交错,相拥并开始性交。众人兴奋地看着他们的“表演”,并大声赞赏,认为这才是情爱的原本样子。而这里的吹箫女,便是吹箫的女奴,从古希腊的瓷瓶的图上可以见到。在会饮中,要是有人醉了,这些女人更喜欢客人把自己当作性陪伴而非唱歌的陪伴。在色诺芬的《会饮》中,吹箫女则起着重要的作用。

2.3 俄尔普斯的故事

俄尔菲斯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的元素之一。这里有必要记述一下。俄尔菲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著名的竖琴诗人(也说他是缪斯之子,总之是个神话事物),其歌声令铁树发芽、兽石感动,其妻欧律狄克(Eurydice)被蛇咬死,俄尔普斯虽然怀念深切,仍然活到天年才到阴间,求冥王准他带妻子重回人间(后世诗对此多有描写,参见弥尔顿, A Penseroso,104~108行)。受俄尔普斯音乐感动,冥王应允了他的请求,但要求他的妻子跟在后面走,未到阳间之前不追回头看她。于是俄尔普斯和妻子一前一后向人间走去,当快到人世间时,俄尔普斯忍不住回头去看妻子一眼,从此妻子永远消失不见了。俄尔普斯被缪斯们变成了一滴滴眼泪,浮在流水上还在哀唱(后世诗人的描写请参见Lycides,58-64行。)公元前7至6世纪的许多民间诗歌都归到了俄尔普斯名下,这些诗歌大多描绘灵魂的来是命运,提供灵魂获得来世福气(happiness)和避免来世霉气的指引,从而有“俄尔普斯生命术”之称。

2.4 关于nomos

今天法学院的人研究西方法学思想史时,都要学习西方法律思想的一个独特元素——自然法思想。罗伯托•昂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总结西方法治的形成因素中认为,自然法理论和思想是构成西方法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与之相对比的是,中国等东亚的法律文化中,并不存在西方那种“自然法”的概念,更不用说“自然权利”这种近代西方才有的概念,并也难怪中国人难以真正理解西方的人权观念。

要理解西方自然法的概念,必须理解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自然”概念。“自然法”和“人定法”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关于physis(自然)和nomos(诺莫司)关系的争论。在《苏格拉底的审判》札记中,我提到这两个概念的对立关系。苏格拉底被控诉为不虔敬,其审判体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人的敬神传统(敬什么神,如何敬神)是一种nomos,哲学必须对这一nomos予以“检验”,其标准就是physis。上文将nomos翻译为诺莫司,实际上避免过于简单的那些理解——如流俗的见解是将nomos直接翻译为“法律”或者“习俗”等。如果将nomos理解为习俗,将physis理解为自然,那么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nomos似乎必须接受physis的检验,就好比人定法必须接受自然法的检验那种经典自然法思想一样。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古希腊意义上的),苏格拉底是一位自然主义者,有关这一点,请参见我的《游叙弗伦》札记

Nomos在柏拉图那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习传的伦理规矩和认为的法律。有学者主张将nomos译作习惯法,但习惯法是现代法学的概念——古代并没有习惯法和成文法的区分。译作习俗更不及意,汉译nomos颇为棘手,刘小枫自创一格的将其译为礼法,或者就直接译为德莫司。(p29~30)

【以下部分均摘自原书p30脚注】: Nomos(原文为希腊文νομοζ,此为英文转转译)这个词的本意指某群人的生活规矩,引申为某群人确定的生活方式,从词源上讲,nomos本来指给牲口分派的吃草的地方(基本语意为划分牧养)其复数形式转义为各种习俗、惯例。直到公元八世纪,这个词也指作曲中的确定形式(律)。无论如何,这个词语的原初用法并没有法律的含义。Nomos是某些实质性的规矩(律),而非立法机构订立的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公元前5世纪,当nomos开始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宗教、道德、政治规矩时,梭伦仍然用θεσμοι这个词来指形式上的法律。可见,nomos的含义介于个别习俗普遍的正义神(ηδμοζ)之间。正义神给人们规定具体的nomos(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276以下)。在希腊早期,nomos具有神性的尊位:人群生活是靠神性的德莫司来养育的(参见赫拉克利特,《前苏格拉底残篇》,品达)。nomos并非具体法规,二是生活方式的指引和总体上的在先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在此指引下的生活细则,才由法律来实现和充实(可以修改),如希罗多德引述(参见《历史》,3、38)品达的话时所说的:nomos是君临一切的王(亦参见品达,《残篇》)。

【接上文】公元前6世纪末,nomos开始被顺带用来指成文法;公元前5世纪中期,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建立,作为实质性规矩的nomos逐渐成为“形式上”的立法对象。换言之,nomos在民主制下才开始成为人为的形式性的法律,不再仅是习俗的伦理-宗教性规矩。人民领袖伯利克勒斯的一段话表明nomos含义的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所有经由全体人民严格审查在书面上订立的,都是法律(nomos),以此彰明,何为人之应为和应让人之所为(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一,2:42)。Nomos含义的这种转变,通常认为与立法者克里斯拉尼有关,其实并非某个个人(人民领袖)意志所为。Nomos变成人为的法律的规定,是雅典民主政制或者平等的政制秩序的结果。

2.5 智术师

在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当中,智者或者智者派(英文Sophist,因智者这个中文词有很强的褒义,但在柏拉图笔下的Sophist其实是一些兜售修辞术、辩证法和实践生活智慧的人,并几乎总是站在苏格拉底的对立面,为了体现Sophist的这种职业性而不是真理性,许多学者已经倾向于将其译作“智术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下部分皆摘自原书第37页脚注】智者的古希腊文σοΦιτηζ这个词的原意是:因拥有知识而出类拔萃的人,实指专门拥有如今所谓社会知识(修辞术、治国术以及实践生活智慧一类)的人——与从前的自然哲人(尽管新形而上的“理”)和传授、维系习传伦理的诗人相反,“智术师”(有的是自称,有的是被别人称作是“智术师”,褒贬不一),出现在公元前5至4世纪的雅典民主时代,明显与诗人的传统地位相冲突——智术师收费教授新的知识,从而与传授习传伦理的诗人相抵牾(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争夺社会伦理话语支配权)。古史学家大都认为,智术师派的出现,表明传统伦理在雅典民主社会已经陷入危机,一些知识人努力寻找自律伦理和敬神解放——“人是万物额度尺度”(普罗塔戈拉语)以及普罗米修斯英雄的形象表明:智术师派找到的是相对主义的真理原则——既然人人不同,万物的尺度也就不同——因而,智术师就是启蒙知识人,所谓智术师派运动,就是西方的第一场启蒙运动,参见G.B.Kerferd,《智者运动》(The Sophistic Movement),刘开会译,兰州大学出版1996;译参见C.J.Classen编,Sopistik(《智术师派》)Darmstadt1976.

【接上文】柏拉图作品大量涉及智术师,多是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形象,以至“智术师”这个词几乎成了骂词。当今学术界为智术师翻案的声音从未间断——正如不能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当作历史的苏格拉底,也不能把柏拉图笔下的智术师当作历史上的智术师的本来面目云云。然而,更重要、更棘手的问题是:苏格拉底本人“是不是一个智术师”。苏格拉底到处质疑别人的知识和行为准则——包括宗教上的虔敬(参见《游叙弗伦》),看起来与智术师没什么两样——雅典诗人把苏格拉底告上民主法庭时提出的罪名就是证明。“人们称苏格拉底为最大的理性主义者更恰当。”参见Edurd Schwartz, Charakterkōpfe aus der Anike(出自《出自古代的性格头脑》),Leibzig 1943,页59及以下。在阿里斯拖芬笔下,苏格拉底活脱脱就是一个智术师,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显得专门找智术师的茬,还在法庭上申辩自己并不是智术师一类人(《申辩》19b-d,33a-b)。

2.6 “技艺”

古希腊哲学中的“技艺”概念十分重要。今人将人类认识活动领域基本划分为“理论”与“实践”。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实际上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人类的理智和实践活动。我们把直接采取行动的领域归到实践中去,而在古希腊人那里,“实践”的指的是一些无法用“理论”严格指导的道德活动。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其实可以说就是指道德抉择的理性。这些都与我们今天的划分非常不同。古希腊人认为,有些人类活动是无法凭借推理、知识和逻辑来解决的,而必须依靠某种“实践智慧”,但今天的人似乎以为任何人类活动都可以以“理论”来解决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两种知识:“实践之知”和“理论之知”。了解古希腊哲学中的“技艺”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以下摘自原书p39脚注141】 “技艺”(ἠ τεχνη)指实用性的专门知识或能力,从词源上讲,这个词的含义是“做木工活”,引申为做木工活的技能,然后是做金属制品的技能——比如造船、锻造一类的将粗糙的原料制品制成有很高生活实用性产品的手艺精工(参见荷马,《伊利亚特》卷三61行以下,《奥德赛》卷三432以下),拥有这种手艺的人,被看作是“有智慧的”[——插入:这使我想起《卖油翁》,在古人看来,技艺娴熟者不仅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技术专家”,也是具有某种智慧的人,“能工巧匠”同时还是智慧之人,这种意味在今天已经消失了,人们不会赞叹一个工程师是有智慧的。]后来这个词被广泛地用来指各种专门技艺能力(音乐术、纺织术、制鞋术、石匠术、养马术),以至医术、战争术、统治术,更不用说什么修辞术、航海术,建筑术等等。不仅如此,这个词并非仅是褒义,也有贬义用法。在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那里,这个语词也指诡计多端、精心暗算的行为、摆脱困境的计策等等(参见《安提戈涅》,365行)。因而,总体上讲,这个语词的传统用法是中性的。

这个词在古代希腊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还是智术师派将它变成了一个与传统的教养相对立的教育,指通过系统学习和持久训练获得的道德和政治知识,其前提是,这类知识是可教的(参见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18d-e;《智术师》,232d)。在诗人品达、Bachchylides和相传希波克拉底的医术(Corpus Hippocratium)中,τεχνη已经与教育联系起来,智术师派所讲 的术很可能受当时τεχνη ἰατρική【医术】的影响。由于智术师派的术(一种系统的知识和教育)带有道德-政治目的,在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讲章和书信中τεχνη被看作道德的生活实践,柏拉图、色诺芬就何为道德和政治教育与智术师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冲突,使得τεχνη这个语词变成了围绕培养人的德行的论争。柏拉图的好些作品(尤其是《高尔吉亚》、《理想国》)都谈论到智术师派的术,似乎企图通过笔下的苏格拉底倡导的生命的技艺取代至智术师派的。在色诺芬的《居鲁士劝学录》[传统译作“居鲁士的教育”]中,τεχνη成了中心主题,其含义是如何教人做好人。。到了亚里士多德,τεχνη几乎成了描述伦理行为的代名词。参见Hartmut Wilms,Techne und Paideia bei Xenophon und Isokrates(《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著作中的技艺和修养》),Stuttarrt&Leipizig1995,页19-21,28-38。柏拉图作品中谈到“技艺”的地方主要有:《申辩》21e-22c,《卡尔底鲁》388d0339d,《殴绪德谟》291d-292d,《高尔吉亚》454c-466a,《政治家》279a-283b、308b-311c,《理想国》341d-342d、512c-522c。

(续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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